上海今日热推的叛逆孩子全封闭式学校

　　上海今日热推的叛逆孩子全封闭式学校

　　凌晨两点，苏州河上的货船拉响汽笛，声音穿过雾气钻进虹口一幢老洋房的窗缝。屋里，十五岁的阿骏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，鼓点像铁锤砸在太阳穴，他盯着屏幕里“上海今日热推的叛逆孩子全封闭式学校”几个大字，嘴角扯出冷笑。母亲坐在客厅，指甲掐进沙发扶手，那里已经留下一排月牙形的深痕。三天前，阿骏把班主任的微信拉黑，把年级组长的保温杯扔进马桶，把“废物”两个字写在自家大门猫眼内侧，只为让门外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自己眼里的蔑视。
　　第二天清晨，一辆没有标识的商务车停在弄堂口。车门滑开，穿黑色冲锋衣的年轻男人下车，递给父母一张淡蓝色宣传单：
　　“沪郊青浦，徽派老宅改造，封闭式管理，一对一心理督导师，每日农耕疗愈，限额十二人。”
　　背面印着一行小字：
　　“允许孩子暂时不做孩子，允许父母暂时不做父母。”
　　阿骏被带上车时，天空飘起细雨，车窗像一张迅速合上的嘴，把上海林立的天际线嚼碎后咽进肚里。车子驶过延安路高架，他数着玻璃上的雨滴，一滴，两滴，数到第七百四十二滴，柏油路变成碎石路，再变成土路，导航女声温柔地提示：“您已到达目的地。”
　　铁门缓缓拉开，里面是一排低矮白墙黛瓦的院落，门楣上悬着旧木匾，用毛笔写着“迟慢居”。没有操场，没有旗杆，只有半亩方田，一池锦鲤，和一棵比屋顶还高的香樟。阿骏的行李箱被收走，手机、耳机、电子烟、藏在内衬里的折叠刀，一样不剩。
　　第一天晚上，他躺在硬板床上，听见隔壁传来压抑的抽泣。那声音像一根细铁丝，一圈圈缠住他的脚踝，把他往更黑的深处拖。凌晨三点，他赤脚溜出房门，想找到出口，却在回廊尽头撞见一个瘦小的身影——女孩蹲在月光里，用毛笔蘸水，在青砖地上写“妈妈”。水迹未干，风一吹，就淡了。
　　第二天，钟声代替铃声。六点半，所有人排队去井边打水，自己洗脸、洗衣、浇菜。阿骏把水桶推倒在脚背，冰水渗进袜子，他以为会有人发火，却只听见心理督导师老周说：“袜子湿了，就让它湿着，太阳出来会干，脚会长出新的温度。”
　　第三天，他们学习劈柴。阿骏抡起斧头，木柴纹丝不动，虎口震裂，血珠滚进年轮。老周递给他一块创可贴，说：“树被劈开才会冒烟，人也是。”
　　第七天夜里，阿骏在田埂上捉到一只刺猬。他蹲在那里，与它对视，第一次发现原来恐惧也可以有柔软的壳。他把它捧回宿舍，用纸盒做窝，第二天清晨却发现刺猬不见了，只留下几颗黑亮的粪球。老周笑着说：“它去找自己的路了，你也一样。”
　　第三十天，父母被允许来访。阿骏站在香樟下，头发被阳光漂出棕黄，指甲缝里嵌着泥土。母亲扑过来想抱，他往后退了半步，伸手接过她手里的帆布袋，里面装着换洗的T恤和一本他小时候最爱的《海底两万里》。那天下午，他们一起给菜地松土，阿骏教母亲辨认生菜和荠菜，母亲教他怎么用拇指测土壤湿度。傍晚分别时，母亲回头，看见他抬手在空气中轻轻挥了一下，像挥去一场旧雪。
　　第四十五天，阿骏在晚圈分享时开口，声音沙哑：“我以为自由是逃开所有规则，现在明白，自由是敢在规则里长出新的骨头。”说完，他抬头望向香樟，树影摇晃，像有人在半空为他鼓掌。
　　离营那天，车子又把同样的路倒着走了一遍。土路变碎石路，碎石路变柏油路，高架桥像一条被重新接好的骨头，把城市高高举起。阿骏靠在车窗，耳机里依旧没有音乐，他却听见心脏在胸腔里打鼓，咚，咚，咚，像有人在远处为他点一盏灯。
　　回到弄堂，他掏出钥匙，门猫眼内侧的“废物”两个字被白色腻子填平，再刷成淡蓝。他伸手摸了摸，指尖沾到一点未干的漆，像摸到一块新愈合的伤疤。
　　夜里，母亲听见他房间传出极轻的笑声。她推门，看见阿骏坐在书桌前，把《万里》最后一页折起一个小角，像给大海留一道门缝。台灯的光落在他的侧脸，那里有一层毛茸茸的轮廓，是少年重新长出的棱角，不再锋利，却足够坚硬。
　　上海依旧灯火通明，黄浦江把城市的急躁卷进深不见底的漩涡。而在漩涡边缘，有人把“叛逆”两个字折成纸船，放进缓慢的水流，让它漂向更远、更亮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