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安比较厉害的叛逆孩子素质教育学校

吉安比较厉害的叛逆孩子素质教育学校

　　在赣中腹地，一条叫富水的河把吉安城分成南北两半。河面不宽，却常年雾气缭绕，像一条不肯低头的少年。北岸的老街里，藏着一所没有挂牌的学校--当地人叫它“青岚学堂”。名字取自白鹭洲书院旧匾上的残字，听上去像隐士居所，却是许多父母眼中“最后一张船票”。
　　青岚的校门是两扇旧船板改的，推开时吱呀作响，像故意提醒来人：这里不欢迎走马观花。进得门来，先是一片菜畦，再往前才是三排青砖瓦屋。没有围墙，也没有铁栅栏，只有一圈一人高的茶树，枝丫横斜，像一群把手臂搭在同伴肩上的孩子。创办人老周说：“叛逆不是病，是骨头里长出的刺，得让它先晒到太阳。”
　　老周曾是海军陆战队的心理教官，退役那年，儿子十六岁，离家出走了三次。他追着高铁跑遍半个中国，最终在厦门一家网吧里找到蓬头垢面的孩子。那一夜，他在海边抽完一包烟，决定把后半生押在“理解”两个字上。回到吉安，他卖掉市区两套房，租下北岸废弃的造船厂，焊铁架、铺木地板，把船坞改成攀岩墙，把仓库改成木工坊。第一年只收了七个学生，学费全免，条件是家长得签一份“闭嘴协议”--三个月内不许问成绩、不许突击探望。
　　青岚的作息表像一张被揉皱又摊开的牛皮纸：六点晨跑，沿着河堤喊山；八点进木工坊，把樟木刨成能装下秘密的盒子；下午是“拆”课--拆收音机、拆摩托车、拆自己写的绝交信。晚饭后的“夜航”最神秘：孩子们轮流划一条老木船到江心，熄灯听水声，老周只说一句：“把想说的话交给河。”有人第一次开口骂父亲，有人抱着桅杆哭到失声，河水把声音吞进去，又悄悄送回岸边。
　　这里没有“矫正”二字。心理老师阿岚是景德镇人，学陶瓷出身，她把沙盘换成一窑窑泥巴。孩子们捏出的不是房子和树，而是带刺的玫瑰、长着獠牙的小兽、裂成两半的心。阿岚不解读，只问一句：“如果它会说话，第一句想骂谁？”泥巴在窑火里烧得通红，出炉时裂纹像闪电，孩子们却抢着把残缺的“失败品”捧回家--他们第一次发现，破碎也可以被珍惜。
　　最顽固的孩子叫阿泽，曾把学校保安亭的玻璃全砸碎。来青岚的第三周，他偷走木工坊的凿子，半夜在操场刻字。老周打着手电找到他时，地上已显出歪歪扭扭的“滚”字。老周没吼，只递过去一把更锋利的刻刀：“字太浅，风一吹就没了。”阿泽愣了半晌，突然把凿子扔进水沟，第二天却主动找老周学浮雕。三个月后，他把那块刻坏的木板改成了一艘巴掌大的船，船底刻着一行小字：“带我去没有命令的地方。”
　　青岚的出口不在校门，而在河对岸的渡口。每年端午，孩子们要亲手扎一条龙舟，划到南岸再回来。老周站在船尾敲鼓，鼓点忽快忽慢，像心跳。靠岸时，家长们在人群里踮脚张望，却常常被自家孩子吓一跳：那个曾经染着绿头发、戴耳钉的男孩，此刻赤膊摇桨，肌肉线条被夕阳镀成金色，眼神亮得像河里的碎银。
　　有人问过老周：“万一他们出去又变回原形？”老周吐着烟圈笑：“河里的水天天流，可石头记得每一次冲刷。孩子不是橡皮擦，是河床。”他指了指船舷上的一道旧疤--那是阿泽第一次拿凿子留下的，“疤痕也是地图，提醒他们曾经到过哪里。”
　　如今，青岚的毕业生把船划向了更远的地方：有人去云南学做咖啡，有人在景德镇开陶艺工作室，还有人回到青岚当助教。北岸的茶树一年比一年高，春天开出细碎的白花，像一场迟到的和解。老周依旧每天六点在河堤上领跑，身后跟着一群不再回头的孩子。雾升起来时，他们的背影被吞没，又在水面重新浮现--像一群终于学会与自己和解的叛逆者，正悄悄长成自己的岸。